德鼎——西周成王(公元前11世纪上半叶) 德鼎是西周早期遗存的少数青铜大鼎之一。这一时期的鼎发现很少，在重视食器的当时，都是重器。德鼎的造型较商代晚期已发生变化，口部呈桃形，器腹微微下垂，平添沉稳的气质。鼎的花纹仍采用带地纹的兽面纹，但构图趋于简略，层次也不甚丰富，表现出周人独特的简约风尚。

          汪梓宝（？-1998），字敬之，汪凤梁三子（同辈兄弟中排行第十一）。抗战前在汉口交通银行任职，抗战时撤退至重庆，胜利后到上海和他的朋友合办了一个矽钢片厂，解放后将厂交给了国家。1962年与陈翔九先生一起将一青铜器德鼎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 。此鼎为西周初年成王之器，距今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当年此鼎成为上海博物馆馆藏中的第二大鼎。德所作之器共有四件，其捐赠的便是其中之一，上海博物馆现藏有德鼎和德方鼎，另两件德簋、叔德簋流失在美国。

秦公鼎——春秋早期(公元前770年－前7世纪上半叶) 立耳折沿，浅腹略鼓，平底，兽首蹄足，颈腹饰兽身交连纹，立耳外侧饰鳞纹，腹内壁铭文6字，记秦公作此鼎。上海博物馆通过重金抢救回来的秦公鼎可谓鼎鼎有名。该鼎明确标明主人的身份为秦公，因此而将秦始皇祖陵千古谜团揭开。

      上海博物馆收藏秦公鼎共四件。专家介绍，在陪葬的各种食用礼器之中，鼎是很重要的。国内所发现的秦公鼎风格一致，纹饰略有不同，可以认定是一套列鼎，当时墓葬中一共有几个鼎目前还是个谜。尽管出土于甘肃，但它们带有明显的秦地风格：底腹大于口、颈部。

     根据西周的列鼎制规定，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或一鼎。春秋早期仍沿用西周的礼制。从目前发现的秦公鼎秦公簋来看，出土时肯定还有散失的青铜器，因为按照周朝的礼制，秦公的规格应该不少于五鼎、四簋。

     从簋的口沿上看，这两件簋的盖子已经散失。另外，垂鳞纹鍑也是较少见的食用礼器之一，十分珍贵。这几件青铜器之所以厚重大气、不潦草，是因为制作于春秋早期，还带有周朝的气派。到了春秋中晚期，礼崩乐坏，青铜器在造器上就有些潦草、粗糙了。 铭文为行款右行。秦公墓出土青铜器中多数有“秦公”或“秦子”铭文，是研究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秦国历史的珍贵资料。此外，鼎上的铭文排列很特殊。一般发现的青铜器铭文的行款多是竖排左行书，而这件却是行款右行，比较少见。

    1993年秋，甘肃省西和先公安局缴获了一批盗自礼县大堡子山墓的器物，其中铜鼎可以辨识出个体的有7件，但形制相同。1994年以来，海外陆续出现了“秦公乍铸”铭文的青铜礼器，许多学者将其与礼县大堡子山墓联系起来。上个世纪90年代被盗走的秦公鼎流失海外后被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马承源先生重金买回，收藏于上海博物馆。

    此后，考古学术界对礼县秦早期历史文化的研究和考古发掘就一直没有间断。1997年，距大堡子山东南方5公里的圆顶山发掘出了秦贵族墓葬，并出土了大量珍贵铜器。

    流失海外的秦公鼎铭文“秦公乍铸”与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缴获的被盗文物铭文相同。大堡子山位于礼县城东约26华里处的西汉水北岸，因山上筑有土堡而得名，礼县大堡子山从此闻名遐迩。

    后来经过8年多时间的发掘和研究论证，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发现的古墓群被专家一致认定为秦始皇祖先的第一陵园——西垂陵园；礼县也被认定是中国古代重要史书《史记》所记载的秦人发祥地“西犬丘”所在地。至此，考古学和先秦历史学上的两大千古谜团终于大白于世。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完成统一中国，建立封建王朝的第一人。因此，秦族、秦文化的发展史也成为海内外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1974年，陕西兵马俑及秦始皇陵被发现后，引起了海内外的强烈轰动。众多历史学者和考古专家通过对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的研究，指出秦人应有四大陵园区，并努力寻找它们的所在地。到1987年，秦人四大陵园中的二、三、四陵园，即雍城陵园、芷阳陵园和始皇陵园都在陕西先后被发现。但秦人的第一陵园——“西垂陵园”在哪里，却始终无从得知。

    从1994年起，众多考古专家经过分析考证，纷纷得出大堡子山古墓就是秦公墓的结论

子仲姜盘——春秋早期(公元前770年－前7世纪上半叶) 它形体较大，器质厚重，整器风格质朴浑厚，口折沿，浅腹，圈足，圈足下置三只立体爬行猛虎，老虎身体侧面与圈足边缘相接。盘壁两侧设有一对宽厚的附耳高耸，其外侧装饰有云纹。盘的前后各攀有一条立体曲折角龙，龙头耸出盘沿，曲体卷尾，攀缘于盘腹之外壁，作探水状；腹壁装饰着变形兽体纹。盘内底铸有浮雕的鱼、龟、蛙等水生动物，鱼为七条一周，龟、蛙为相间排列，此种饰法极具春秋早期的特色。盘的中心是一只带有头冠的雄性水鸟，边上为四条鱼，外圈为四只头上无冠的雌性水鸟，造型生动。最有特色的地方在于，所有的动物可以在原地作360度的转动，这是以前青铜器中绝无仅有的。子仲姜盘盘内能够在平面旋转的小动物平均长度只有6．5厘米，对于春秋早期青铜器铸造技术的进步提供了重要实物例证。这件精美的青铜盘铭文书体工整，文字精炼简要，并且有许多用语用韵异常精妙，整篇铭文是学术价值极高的史料。此盘纹饰精美，造型典雅，铸工精良，弥足珍贵。 

“子仲姜盘”的“子”是妻子的意思；“仲”是排行老二，伯，仲，叔，季是兄弟的排行，犹言老大，老二，老三，老四。齐鲁习惯也称老大为孟，所以称大姑娘为孟姜，孟姬。“姜”是女子的姓。姓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因此我国古代的姓都从女作，即以女字为偏旁，如姬，姜，姚,嬴等等。姓，凡是氏族成员都是共有的，而氏是姓的分支，为富有的贵族阶级所特有。

 “子仲姜盘”铸造工艺最具特色之处在于，所有立体的小动物均能于原地作360度转动。此种艺术装饰法是从前青铜器中绝无仅有的，不仅令造型单调的古青铜盘充满了活跃的情趣与生气，而且在青铜器铸造技艺上，也是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创造。此盘虽然使用分铸技术，可是要在盘底层中嵌进这批动物极其微小之底轴，并且还要垂直，保证不被卡住，让每只动物在乎面作360度旋转，所以在合范浇灌铜液的时候，盘与轴的接触之处仅能容纳一层非常薄的泥料，在铜液高温浇铸时使泥料不会脱落，而且使盘底又不能渗漏，此种高难度之铸造技艺，在此盘上得到充分的体现。盘内底铸有浮雕的鱼、龟、蛙等水生动物，鱼为七条一周，龟、蛙为相间排列，此种饰法极具春秋早期的特色。盘的中心是一只带有头冠的雄性水鸟，边上为四条鱼，外圈为四只头上无冠的雌性水鸟，造型生动。

晋侯酥编钟（14件/组）——西周厉王。晋侯苏编钟是一套打击乐器，全套共16枚，因随葬于山西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第七代晋侯稣的墓中而得名。全套钟可分为两组，每组8件。共十六件，可分为两组，每组八件，其中十四件曾被盗连出境，1992年12月,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古玩肆中发现此套编钟14件,并抢救回归.后山西晋侯墓考古发掘出土了残存的2件小编钟,形制与14件晋侯苏钟相同,大小和文字完全可以连缀起来,证实上博从香港抢救回归的14件钟与此次发掘出土的2件钟原出同墓，此套完整的编钟数目应是16件。

         第一组 为大钟，纹饰浅而细，第二组为中小型钟，纹饰深而阔。并且从造型上来讲两组也有细微的差异，研究者认为它们虽并非同时铸造，但音律却非常和谐。钟上铭文为利器刻凿而成，笔画转折处要分四五刀或是五六刀的接连刻凿，笔道才能连起来，刀痕至今非常明显。更重要的是，经过除锈处理后，刻凿在这16枚钟上的文字竟然可以连读！355个字的铭文完整地记录了周厉王三十三年晋侯稣率兵随周王巡视东土、征讨叛乱部落，并立功受赏的事。而这是我国浩瀚的古代史籍所没有记载的。对研究西周历史和晋国历史极为重要。此外铭文中多种记时历日对西周的断代研究也有重要价值。这是现如今我们第一次发现将近3000年前西周的器物上出现刻于其上的铭文。 

         稣钟发现之后，专家们配置了不同硬度的青铜利器在青铜上刻凿文字，都以失败告终。这说明早在距今3000年的西周时期，山西人已经制造出了像钢铁一样坚硬的工具在青铜器上刻字。这是一套改写中国冶金史的宝贵资料！ 如今，晋侯稣钟作为中华珍宝，14枚藏于上海博物馆，2枚藏于山西博物院。

    晋侯酥编钟已被列入第一批中国禁止出境展的64件一级文物之中。

    上博青铜馆内不断鸣响的空冥悠扬乐声，正是用这组编钟奏的汉乐《阳关三叠》录音。

吴王光剑——春秋晚期。为春秋时期吴国君至光所用。因为剑上铭文记载它是吴王光（即吴王阖闾hélǚ）使用的剑，故而得名。茎为圆柱形，有二道环棱形箍。剑身有脊。近腊处有两行阴刻篆字铭文：“攻吾王光自乍（作），用剑以战戍人。”

       吴王光剑剑身修长，锋锐极佳。春秋战国时期，征战不断，促成了兵器铸造业的大发展。兵器的产量、质量均有大幅提高。当时的吴与越都是铸剑名邦，兵器质量精纯，装饰华丽，行销天下，历来为后人所称道。吴王光剑铭文字体称为鸟虫书，这是一种鸟形或虫形的艺术字体。春秋中晚期以后这种字体常常作为青铜装饰的一部分而在楚与吴越地区流行。

      吴王光即吴王阖闾，又作阖庐，姓姬，名光，吴王诸樊之子，故又称“公子光”。春秋末期吴国国君，公元前514至前496年在位，为“春秋五霸”之一。

      公元前515年，因王位继承问题，公子光以庆贺吴王僚伐楚班师设宴招待。勇士专诸将剑藏在鱼腹中，趁上菜之机刺杀了吴王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专诸刺王僚”故事，公子光夺得吴国王位，史称“吴王阖闾”。

      阖闾上台后即开始实施强国富民振兴计划。他广泛搜罗人才，任贤使能，召伍子胥为行人，以伯喜否为大夫，共谋国事。经伍子胥推荐，阖闾亲自召见军事家孙武，孙武献出了自己的军事著作兵法13篇。当时正是吴国振兴霸业之机，阖闾读了很感兴趣，拜孙为将军。他还命令伍子胥选择都城地址，建造国都“阖闾大城”。并在全国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鼓励政策，施恩行惠，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使吴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得到了增强。

      阖闾九年(前506)，吴王阖闾率师会蔡、唐之师伐楚，五战五捷，大败楚军，进入楚国国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翌年，越国君主允常率师进攻吴国，阖闾亲自出征，大败越军。阖闾十一年，吴师再次伐楚，迫使楚国迁都于鄀(今湖北宜城东南)。从此，吴国威振中华。阖闾十九年(前496)，吴王阎闾兴师伐越，两军在今嘉兴南交战，越大夫灵姑浮以戈击阖闾，斩落阖闾大趾。阖闾被迫还师，死于陉，后葬苏州虎丘山。

        剑是我国古代随身佩带的格斗兵器。当时的吴越造剑，一枝独秀，负有盛名。《战国策·赵策》所载赵奢之语曰：“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薄之柱上而击之则折为三，质之石上而击之则碎为百。”从出土的吴王光剑来看，埋藏地下2000多年，如今还青光熠熠，锋利无比，可见史书之说，绝非虚语。

吴王夫差盉——春秋晚期。扁圆形腹，小口直唇，平顶盖，盖沿下折与器口形成子母口，盖上有活链与提梁相连，流作上昂的龙首形，龙有尖角，颈饰鳞纹，龙的额顶还有一个小龙逶迤而下。提梁是用失蜡法铸成，由无数条躯体相纠的龙组成一条透雕的俯首弓背的龙形提梁，后有龙尾卷曲脊背上还有镂空的脊饰。外底有三条兽蹄足。盖沿饰龙纹，盖面和器腹饰细密规整的变形蟠蛇纹，以三条突起的绳纹间隔。整个器型极为规整优美古朴典雅，堪称中国春秋晚期青铜铸造的上乘之作。

         肩部有铭文12字  铭文释文为□（吴）王夫□（差）吴金□（铸）女子之器吉。

         盉，通说为盛酒器和盛水器。流行于商代至战国，主要用途是盛水以调酒。基本造型为圆腹，带盖，前有流，下设三足或四足。商周时期，盉口大，腹深，流直，多作分档式袋足或柱形足，商代足则多做成空心。春秋战国时，盉口变小，腹部扁圆，流往往做成弯曲的鸟头或兽头状，蹄形足较为常见，有的蹄形足做成动物形象。许多盉还加上弯曲的提梁，并用环索连结盉盖与提梁，造型轻盈秀巧。

        关于盉的用途其实也是争论不止，王国维的《说盉》：“盉乃和水于酒之器，所以节酒之厚薄者也。”“盉之为用，在受尊中之酒与玄酒和之而注之于爵。”郭沫若《长安县张家坡铜器群铭文汇释》：“金文盉从禾者，乃像意兼谐声。故如《季良父盉》，字像以手持麦秆以吸酒。”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盉，调味也。”即是用于调和酒味浓淡的器物，为调酒器，而非一般的盛酒器。但同时考古资料表明盉又常与盘配合使用，有研究者认为应为水器。究竟属何类抑或二者兼有，目前学术界仍有不同意见。

 

争霸传奇 千古浪漫的见证——吴王夫差盉

      今天史学界普遍认为，春秋晚期的吴越争霸之战，最后的胜者越王勾践是大英雄，而那位曾经的大赢家吴王夫差也同样是大英雄。而夫差与西施的浪漫传说，在我国民间更加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2500年时光过去了，上海博物馆就收藏有这样一件迄今为止唯一能把夫差和美女西施联系到一起的传世国宝，这就是“吴王夫差盉”。

        作为上博青铜馆重宝之一，春秋晚期的“吴王夫差盉”——是吴王夫差为一平民女子铸造的青铜盉，它见证了夫差与一位平民女子的爱情故事。

      “吴王夫差盉”，通体上下由龙纹装饰，表现了它出身高贵，应该是春秋时期的宫廷礼器。盉的顶上有盖，盖上有系，套在链上的一端，另一端与提梁上的小系相接。盉上刻有一句铭文——“吾王夫差吴金铸女子之器吉”，它不仅标志着此盉的身份，更揭示了２5００多年前这位君王的一段情感故事。

        铭文“吾王夫差”即“吴王夫差”；“吴金”是指最好最珍贵的金属。其大意是吴王夫差用诸侯敬献的青铜，为一位女子铸造了这件盉。

        迄今为止已发现的吴王夫差遗物有20多件，但大多是戈、剑一类兵器，而这青铜盉是吴王夫差惟一的一件青铜酒器。“吴王夫差盉”由香港有名的实业家何鸿章先生个人出资，从一位香港商人处购得，并于1995年底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猜测——神秘女子或许就是西施

     “吴王夫差盉”的铭文上，提到此盉与一女子有关，那么这位神秘的女子会是谁呢？

       要解“吴王夫差盉”上铭文中的“女子”，又须从盉的铸造原因和用意说起。这只青铜盉意为青铜酒器，是春秋时期诸侯国的宫廷用品，为上层贵族所独有，是高贵的象征，有其特殊意义，只有在祭祀或隆重的庆典活动中才能使用。在当时的贵族社会中，等级森严，君王所赐任何礼品必须在铭文中表明姓氏。平民百姓没有姓氏，为女子铸造青铜器，其对象应该是母亲、妻子、女儿或姐妹，上面必定刻有姓氏，在迄今为止所有出土的青铜器上，无一例外地刻有姓氏就说明了这一点。

       事实明白无误地表明，这件青铜器为一女子所造，上面没有姓氏，恰好印证众多考古专家的推论：吴王夫差衷心爱慕的女人来自民间，绝不是王家贵族。

       据载1980年苏州枫桥狮子山出土了一件“盉”，其造型与上海博物馆的吴王夫差盉如出一辙，仅比夫差盉低2．6厘米，此盉的肩上铸有“楚叔之孙途为之盉”8字篆文，这8字篆文就有盉主人的姓氏，而夫差盉没有姓氏，更确证了吴王夫差为平民女子铸盉无疑。而那女子，或许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西施姑娘！ 

透雕蟠龙鼓座——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前476年）鼓座上方有中空的圆筒，用来插鼓，下面是与鼓体垂直的高台边，设四个衔环铺首，可供移动时候搬运用。鼓座台面上设置有造型生动互相咬合的透雕圆雕蟠龙，极有气势。

      透雕蟠龙鼓座上有九条龙。下部最边上三条龙首尾相连，围成一圈。中部有六条龙，三条头朝上，三条头朝下。下部的三条龙，咬着中部头超上的龙的尾巴。中部头朝下的龙，咬着下部围成圈的龙的中间。中部头朝上的龙，咬着上部一圈边沿。头朝上的龙，有翼无足。头朝下的龙，先有足，后有翼。这样中圈的龙翼同圈，相互稍稍交错。

          此物为“建鼓”的半球形底座，其上还应有装饰木鼓柱、革鼓、羽葆等附件，惜已不存。鼓座的接口、座身、铺首衔环等系先分铸再接铸而成，为我国春秋时期青铜器的代表作品之一。此器体魄巨大，纹饰华密，气宇轩昂，在我国青铜文化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和地位。 

八牛储贝器——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1956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这件贮贝器是汉代云南滇族特有的青铜器。出土时里面装有贝币，器盖以八头牛为装饰，所以被命名为“八牛贮贝器”。

        储贝器是云南地区滇族青铜器的典型品种，多带有生动写实的装饰。此器圆盖上塑有8头姿态各异的牛，形象生动。敞口收腹，设一对虎形鋬，张口卷尾，似乎正欲猛扑向前，具有高度的艺术性 

青铜的遐想 

作者：艾慕猫薇 来源：友人小说频道 

一份远古的憧憬，一段古老的回忆，一部惊天地泣鬼神的史诗，一道可以走进历史的通衢。

迈进上海博物馆青铜馆的一刹那，我的感觉就是如此。

从小巧的春秋晚期的错银带钩到庞大的南北朝的蛙饰鼓；从精致的秦代透雕蟠蛇纹豆到粗犷的西汉七牛贮贝器。从乐器、水器、兵器、到羹食器、盥洗器，一件件巧夺天工、出神入化的青铜器把我的思绪拉离了现实，拉进了那些遥远而陌生的年代……

一 醉和金甲舞，雷鼓动山川

雷鸣般的战鼓震而欲聋，尖锐的冲锋号划破了天地的宁静。一群群身批盔甲的士兵手持兵器激烈地搏杀着。一个倒下了，千百个站了起来。血肉之躯前仆后继。霎时间，刀光剑影，血流成河。这就是战场，年年埋荒骨的战场。千百年的黄土风沙消蚀了战将的躯体，不复存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掩埋的曾经血迹斑斑的兵器，却重见天日。菱形纹矛、兽面纹矛、吴王光剑、曲胡戈、云纹戈，一一呈现在眼前，似乎触手可及，可又让人不敢亲近。可谁又敢说，没有这些金戈铁马，历史会前进到现在？当今天我们面对这些青铜器时，心中不应有血腥和厮杀，而应用冷静、平和的心境去欣赏它们、揣摩它们，感受那份来自远古的沉重。

二 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

富丽堂皇的殿厅，精美绝伦的装饰，雍容大雅的主人端坐正前。华丽的毛毯上众宾客席地而坐，精心雕琢的酒杯里荡漾着琼浆玉液，碗碟里盛放着珍馐佳肴。灵巧的乐师奏起了欢跃的音乐，窈窕的舞妓跳起了婀娜的舞蹈。众人觥筹交错、欢声笑语，好一幅歌舞升平的喜庆景象。

但再美的景象也抵不住岁月的流逝，千百年来，历史长河缓缓流淌，千百个欢宴都灰飞烟灭。留下的只有那些历经沧桑的盛器：交龙纹豆、回纹盅、者尚盘。还有曾经响彻云霄的乐器：蟠龙纹钟、者减钟、吕黛钟。它们之所以这样坚定顽强地从远古走到现在，就是因为它们是青铜的筋骨、青铜的品性！可以千锤百炼，可以风吹雨打，可以耐住漫漫岁月的寂寞，可以永远地凝聚住世人敬仰的目光。

朦朦胧胧之间，我又回到了现实，远离了古代那钟鸣鼎食、战乱纷飞的社会。我的双脚还是牢牢扎在青铜器馆的地毯上。也许那些兵器、乐器、炊器还不足以显示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那么眼前的这面西汉透光镜定会让人彻底折服。我又恍惚了……

三 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

那是那位大家闺秀、小家碧玉；那是为何事紧锁双眉、泪光闪闪。小小一面铜镜放在面前，正面微微凸出，她不禁侧目一望，清秀却憔悴的面容赫然显现。她一个叹气，低下头来。不知过了多久，明媚的阳光照射进她的小屋，照射在那面小小的并不透明的铜镜上。她被阳光刺得抬起头。啊，奇迹发生了，只见雪白的墙上映着许多精致的纹饰、整齐的铭文，而这些图案文字正是铜镜背面雕刻着的。“怎么会这样？”她拿起铜镜，跑了出去……

那小小的“透光镜”最终是随她死后陪葬，还是传给她的子孙后代或者是转赠他人，谁也无法知道。我们只知道，千百年阳光的照射下，那铜镜没有丝毫损伤，依旧圆而光滑，小而厚重，依旧奇妙地发生着透光现象。想一想，在公元前206年的时候要制造这样一面透光镜，背后要凝聚多少能工巧匠的智慧和心血啊。它代表的不仅是一种技艺，更是一种不断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正因为这千千万万勇敢勤劳的劳动人民，这一件件鬼斧神工的艺术品才能为我们亲眼所见。正因为青铜拥有和劳动人民一样的坚韧不拔、古朴沧桑，它才能够成为历史的见证、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啊！

其实洋洋数千字根本道不尽青铜器的渊远，那吴王大差 、龙耳尊、变形交龙纹 等都只能一笔带过了。可青铜器的遐想，永远不会停止。它的古老、悠久、神秘、磅礴、凝重、神奇，无一不牵引我的思绪，拨动我的心。

青铜器，飞跃千百年艺术的沧桑，在苍苍天地中矗立成一座不朽的丰碑。有了青铜带给我的无限遐想，历史已不再是单调的苍白，我在这里回望历史、聆听心灵、感悟生命…… 

END，谢谢观赏

齐侯匜——西周晚期（公元前9世纪-前771年） 此器平盖，器身如椭圆形瓢,前端宽流高高昂起,后端执鋬作蛟龙探水状, 匜的四足同样以龙为形,俯首曲体承载匜的器身,魁伟庄重,极其稳健。

        匜内腹底部铸有铭文四行二十二字：“齐侯乍（作）虢孟姬良女宝匜，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

        虢孟姬是虢国君主的女儿，齐侯的夫人，“良女”是她的字，故知这件匜是齐侯特为其夫人而铸。周代诸侯为了巩固其政治地位，保障切身利益，经常用相互通婚联姻的方式结为为联盟。虢国是河南西部的小国，齐是东方大国，春秋时齐还一度成为霸主。虢齐两国联姻，显然出于政治需要。

        在青铜匜中，以此形制为最大、最重。

        匜为盥洗器，是中国古代贵族举行礼仪活动时浇水的用具，出现在西周中后期（约2700多年前），盛于东周。匜形椭长，前有流，后有鋬，多有四足。早期匜为青铜制，汉代以后出现匜金银器、匜漆器、匜玉器。《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有“奉匜沃盥”的记载，沃的意思是浇水，盥的意思是洗手洗脸，“奉匜沃盥”是中国古代在祭祀典礼之前的重要礼仪。匜是商周时期用青铜铸造的一种洗漱器皿，相当于现代的瓢或舀水器，有的有盖，有的体高，有的全身布满花纹，造型不一。

五牛枕——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1972年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

高32.5厘米，长52厘米，宽13厘米马鞍形，两端上翘各铸一牛。一侧无纹饰 ，另一侧以虎纹及双旋纹为底，其上有浮雕立牛三头。

    母癸甗 ——西周早期(公元前11世纪) 甑鬲合铸式，侈口深腹，口沿上有一对绹索状立耳，束腰分裆，三足下部作圆柱状，腰间有一兽首鋬。口下饰三列云雷纹组成的环柱角兽面纹带。铭文字数，内壁铸铭文二行三字。 铭文释文为"*单母癸"。

       甗体上下两部分，上部为甑，下部为分档的鬲,两部分相连。柱足细长。甑与鬲的相连处还有箅子用以让蒸汽通过。甗是一种蒸食器，类似于现代的蒸锅。其采用的加热原理也与现代的蒸锅相似。

鸟兽龙纹壶 ——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前476年）一九二三年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 浑源出土的铜器群早已被帝国主义劫往国外，此为仅存国内的几件铜器之一。在这批铜器中，上海博物馆藏有牺尊一件，鸟兽龙纹壶二件，镶嵌鸟兽纹壶、镶嵌兽纹敦、镶嵌蟠兽纹鼎、素鼎各一件，瓿二件。此外，上海市文管会尚藏有数件，其中镶嵌鸟兽纹壶已支援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些铜器，在解放前落入奸商之手，准备装箱偷运出国，解放后为人民政府查获，得以保存下来。

       壶是容酒器。此壶圆体，宽颈，深腹外鼓。盖及两耳已失。器物主体纹饰是人首鸟体的怪兽和龙相互缠绕。在纹饰之间还有虎、牛、豹等动物的食人之像。腹下饰一周雁群纹，雁作昂首曲颈状。

        周身满布纹饰，自颈至底共有带状纹饰四道，为两种图案装饰组成。一种是兽面衔两蟠龙，对称相背的展开，蟠龙尾与另一组的龙尾相交缠；另一类是蟠龙和一种人首、兽体、鸟尾的怪兽相缠连的形象，这样的图案是非常少见的。腹以上三道装饰属于后一种，腹下一道属于前一种。蟠龙和怪兽的形状与《山海经》所载的某些山川神祈的形状差不多。在两道图案的空隙处，呈一狭带状，装饰着三圈浮雕形写实的动物纹饰，有牛、犀牛、虎、豹等等，大多作踞伏状，它们的形象是牛践踏着蛇，犀牛食兽，虎豹食人，食野猪，这种不满3厘米的小生物全器共有50个之多，都很生动。腹下是一圈伫立的雁群，曲颈昂首，自然可爱。这些小动物形象精细入微的表现技法，是十分惊人的，其中虎豹凶狠地食野猪的形状，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斯基泰的一些斗兽的饰片。壶的圈足上有贝文和涛纹。从纹饰上看来，除了具有蟠龙纹等方式通行的题材以外，还有非常显然的区域性特征。至于制作的精工华丽，图案构思的巧妙，在春秋晚期的青铜器工艺中，可称为代表作品。

       鸟兽龙纹壶两件成对，形制、纹饰均相近，按其纹饰结构当与同时出土的犧尊属一组酒器。体现了晋国青铜铸造业的高度水平。

络纹扁壶(络纹扁形链壶) ——战国早期（公元前475年 - 前4世纪中叶）腹下部设一环，为倾倒酒液时使用，此壶最为特别之处，是背面为平面，正面看似是圆壶，侧面看是扁壶，造型别致。它的容量约相当于同类壶的五分之三。

交龙垂鳞纹鼎——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前476年。无盖。窄平折沿，方唇，外撇双耳附于内壁，束腰，下腹部外鼓且明显下垂，平地，三蹄形足较为粗壮。折沿表面及耳内外侧饰浮雕式蟠螭纹，口沿下饰凹槽式突起蟠螭纹一周，其下饰带綯纹的凸箍式弦纹一周下腹部饰垂鳞纹带四周，上边两周垂鳞上式细线式蟠螭纹。腹部等距贴附六只形制相同的顾首卷尾式夔龙。龙首凸目圆睁，鼻部上卷，口旁一对獠牙向内卷曲，头上一对极度夸张的弯曲盘旋形双角类似鹿角，双足与器腹相连接，尾部上卷并附以弯曲对称的枝杈形装饰，龙形布满精美的细线蟠螭纹与凸起的蟠螭纹。鼎足根部饰一组以扉棱作鼻并饰以浮雕式蟠螭纹的凸目兽面纹，足下蹄端饰浮雕蟠螭纹。无论形制还是纹饰都与王子午升鼎相似。

迄今发现的这一时期的大鼎制作工艺和装饰都较为简单，而这件大鼎通体满饰花纹，甚至连鼎足底部亦装饰有兽面纹，整体装饰极为精彩罕见。作为春秋时期诸侯国国君所用的青铜礼器，它既是迄今所知春秋时期最高等级的青铜礼器，也是目前所见春秋时期工艺最精美的青铜大鼎。

      2002年在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旧县乡有一座古墓被盗，墓主为春秋时期许国国君许宁公。在其后的考古发掘中，在盗洞出土了3件升鼎，经修复后与此鼎除大小外均极为相似。据破案后得知，当时有4件升鼎被盗，其中最大的一件被回购后捐赠给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此后保利艺术博物馆又购藏一件，还有一件流散于上海民间。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这件升鼎，应是7件列鼎中最后被购藏的一件。

牺尊——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前476年） 牺是古代宗庙祭祀用的纯色牲，牲就是牛，因而也可称为纯色牛；尊，同“樽”，是古代盛酒的礼器。所以牺尊就是“刻为牺牛之形，用以为尊”的酒器。牺尊做为周代酒器，有木质的，有青铜的。《周礼》六尊：牺尊、象尊、著尊、壶尊、太尊、山尊；郑康成引郑司农说六尊为献尊、象尊、壶尊、著尊、太尊、山尊；“牺”、“献”同音读为suo，即“婆娑”的“娑”，今读作xi。《诗·鲁颂·閟宫·传疏》说：在《周礼》六尊之中，最华美的就是牺尊。

       李峪村位于山西浑源县城西南。八十年前的1923年，村民在其东南的李峪庙坡掘土时，发现了一批青铜器，这就是著名的李峪村青铜器（又称浑源青铜器）。这批青铜器造型优美，工艺精巧别致，纹饰具有独特风格，出土后即引起了世人的瞩目。因为生逢乱世，这批瑰丽的青铜器出世后饱经劫难，大部分流散于海外，国内仅存少数，部分珍品为上海博物馆所藏。这其中便有一件堪称是古代艺术之瑰宝的被称之为“牺尊”的特殊青铜器。  

     这件青铜器作水牛形，牛腹中空，牛颈和背脊上有三个孔，中间一孔套有一个锅形器，可以取出。牛背上的三个空穴原来应该有盖，但已经缺失，牛尾也没有了，只留下一个不规则的窟窿。从其特殊的结构分析，它有可能是一件温酒器：牛背上的锅形其可以盛酒，空穴注水装于牛腹用来温酒。此器形态稳重，虽然四足矮短，但牛兽上充满张力的双角、圆瞪的双目保持了真实感。这种器物在青铜器发展中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由于其造型与牺尊近似，而在考古和文献中均未有合适的名称取代，便也沿用旧称把它命名为“牺尊”。上海博物馆的这件牺尊集盛酒、温酒为一体，为目前发现的青铜器中唯一的一件，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此尊纹饰华丽繁缛，构图新颖，牛首、颈、身、腿等部位装饰有以盘绕回旋的龙蛇纹组成的兽面纹，仔细观察为兽面衔两蟠龙，蟠龙的上半身从兽面的头顶伸出，后半身被兽面的双角钩住并向两边延伸。在牛颈及锅形器上饰有虎、犀牛等动物的浮雕，形态生动，铸造精美。

         这件牺尊的牛鼻上还穿有一环，说明了至少在春秋时期，已经开始使用穿鼻的方法来驯服牛了。牛鼻环在当时称为“棬”，《吕氏春秋·重己》中提到：“使五尺竖子引其棬，而牛恣所以之，顺也。”牺尊上的鼻环正反映了这一历史状况，这是研究中国牲畜驯化史的一件宝贵的实物资料。

        在殷人观念中，体格健壮，有一双弯曲而有力的大角的水牛更具灵性，所以让他充当人与神沟通的媒介，担负通天地神兽的重要角色，主要用于祭祀。同时牛尊的器身满饰动物纹，在商周时代的神话和美术中，动物或动物纹样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祭祀中被视作神奇力量，扮演沟通天地的助手。

        这件商晚期的“牛尊”集铸造、设计、雕刻艺术于一身。既是精美的艺术品又是生活中的实用品，承载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是一件不可多得的青铜精品。现为上海博物馆青铜组镇馆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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